我的祈祷

———我与陈忠实先生的两次不期而遇
杨昌俊
 
2016年4月29日上午10时,我与学院文化研究所石秉宪老师到作协李国平副主席办公室议事,得闻陈忠实先生两个多小时前“走”了,我脑子一片空白,半天才缓过神来。出得门来,再看作协楼道,被悲伤包围,人人表情凝重,脚步匆匆,却也沉重。我在想,一位老年生命在人们心中的分量,不仅是因他的文望,肯定也少不了他的人品和为作。
陈先生是西安不可多得的一张文化名片。同在文化战线工作,又是他主事的作协会员,我与先生却并无多少交集。仅有的两次不期而遇的谋面,给我留下了难以抹掉的记忆。
大约是在2007年的夏天,那时我已从省图退休,应聘在培华工作。有一天到省作协缴毕会费,下楼在院子阴凉处站着歇脚,看见陈先生口里叼着一根雪茄,脚步匆匆地朝门外走。额上几道刀刻般的皱纹在太阳底下闪着亮光,那张标志性的“老陕脸”比照片上的生动了许多,只是显得更沧桑一些。他抬头看见我,便上前搭话,问我在作协来找谁,要办啥事。待我说明事由,他便友好地与我握手,又问我在哪个单位工作,要不在屋子坐坐。当得知我在培华图书馆工作时,连声说:“好!跟书打交道好!”我说:“培华图书馆有读书群,欢迎陈主席不忙时指导指导,”他摆摆手说:“不是指导,是去看书。姜维之是个干教育的人。”言毕,说他有事外出,一边挥手一边向我说“凡是图书馆有事,我随叫随到!”
此后不久,我离开培华,到西安联合学院经管院主持工作,请陈先生到培华图书馆“指导”的“客话”也就真的没了下文。倒是两年后的2009年9月16日,在省图百年馆庆的大会上,我又与先生不期而遇,应验了他“凡是图书馆有事我随叫随到”不是临场一句客套,分明说的是真心话。会后,趁跟他照相的人少了,我便走上前去,想跟他打个招呼。未曾开口,他一眼就认出了我,说“你是培华的吧,我还没有在你那儿看书呢”。我说还未来得及请他我已离开培华了,他说没事的,问我现在干啥工作,我说在西安联合学院经管院主事。他说:“换个战场也好,要不咱们也照个相吧。”我连忙说:“谢谢陈主席,我正想和你照呢。”他说照相场合没有主席,两个老汉一块照。我指着身后不远处的女儿说,还有女儿呢,她在省图上班。他说那就更好了,跟两代与书打交道的人一起照相的感觉太好了……这张照片我一直珍藏着。2015年,我的传体文学作品新书《悲喜人生》出版,这张照片就放在书的显要位置。我原本是想送先生一本书的,听说他身体不好,已不便有太多的打扰,只好作罢。
从作协回来,干完手中的活,天色已晚。打开网页,各种悼念文章,除却有提到他的枕头之作《白鹿原》之外,更多的是回顾先生的交谊往事,可谓滴血成墨,研血成字,看后忍不住潸然泪下。得知先生的灵堂设在作协,第二天8点多,我骑着自行车来到建国路。作协大院,已是人山人海,前来吊唁的人们,自是悲痛不已。跟随吊唁的人群,我向陈先生敬献花圈,在他的灵前躹躬默哀,并以传统的方式,向先生行中华叩拜礼。
回家后,坐在桌前,独自木然。见多了生前那般风光,身后这般“哀荣”——浮云遮望眼,未必完全是真的积了阴德的缘故。人心一杆秤,活着挣花圈。活着的一切人事作为,生的价值,最后都体现在,死后周围人是否真的伤情难过,是否有事没事时被念想起生前的好来。陈忠实先生一定是这样一位能被人们长久记住的人,一位真君子,一个实在的好人。——他在世时,我并没有很特别的感觉。一连几天,好像一直缓不过神来,时不时地要打开网,看看有关他的文字。与他无多少交谊,为何这般沉浸其中,自己说不清楚。惟愿这位尘世难得清闲,生前备受病魔折磨的一等好人天堂有福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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